猪哥哥的人文小猪窝

激情哲思路

前言：5月30日，得知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被评为人大哲学院第一名，推选为校级优秀论文，因而将我的论文后记贴出来。答辩的时候，周濂老师说这是一篇激情四溢的后记，我的博士阶段导师欧阳谦老师说这篇后记十分感性，而我的导师韩东晖老师则说从中得到启发：有时候老师不经意的鼓励，常常会成为学生成长的动力。因而我将这篇后记名为“激情哲思路”；至于毕业论文，因为考虑到将来需要修改然后发表，所以暂不贴出。

六、七年前，当我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人大哲学系，那时候我只知道马哲，不知道哲学还有多种版本，即便如此，我还是清楚地认识到，无功利的思想是一种境界，无用的哲学实有大用。高考时没有如愿，本科在农大学了行政管理，后又几经波折，最终在大四伊始皈依了最初的梦想，跨专业报考了外哲研究生，回想，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上帝发出了一道绝对律令，通过潜意识悄悄地决定着我的选择，或许，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如今，我已经在人大哲学院学习两年了，两年前考研复试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对我而言，那是一个绝处逢生的奇迹，我以压线分搭上了外哲专业的末班车，开始了我的哲思之旅。刚来的时候，我们把哲学院的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很哲学的”，一种是“很正常的”，我就属于“很正常的”，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只是表示我不懂哲学。在我的导师韩东晖的读书会上，在周濂老师的分析哲学专题课上，我都会经常说一些很外行的话，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门外汉，要学的技艺很多，要体会的意境就更多，学哲学没有捷径，只有在勤奋积累中慢慢顿悟，厚积薄发。

遇见我的导师韩东晖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北师大的沈湘平老师连续两年都当着大家的面，对韩老师说：“你的学生跟你很像，尤其在气质上。”不仅是沈老师这么说，好多人都持这一观点，我想，这是一种直观，但是如何推论，我却茫然，总之，缘分哪。第一次聆听韩老师的训诫是在网上，那时候他在英国，我问他：“分析哲学会不会过于技术化？”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技术化没有什么不好。”我感到讶异，原来，回答问题不一定要按照别人的提问方式，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提出一种新的提问方式，然后作答，这一思路启发了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就通过重新提问的方式重构欣提卡的思想。

说到毕业论文题目，纯粹是个意外，研一下半学期我选修了美学专业牛宏宝老师的现代西方美学问题研究课程，有一节课，牛老师谈到了梅洛-庞蒂对笛卡尔“我思”命题的解读，我颇有兴趣；没过多久韩老师问我毕业论文有何打算时，我说我要研究笛卡尔和梅洛-庞蒂对身体的研究，韩老师顺势给了我欣提卡的论文，就这样，几分钟论文题目就定了下来，减少了很多痛苦的敲定程序。其实梅洛-庞蒂和欣提卡并没有什么交集，仅仅是他们都对笛卡尔很感冒罢了。最初看欣提卡的论文，我是万分无奈的，核心文献全是英文，这对于坚持看中译本的我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即使英文大概看明白了，里头要表达什么哲学思想，我仍旧一头雾水，韩老师给我们开了小型读书会，有一半的时间是讲欣提卡的论文，这让我受益匪浅，但是，字面意思读懂了，弦外之音有多美妙，我依旧没有知觉，我还是只知道肉味。

在迷糊中，研一过去了，虽然我很努力，但是却一直不得要领。研二要开始准备考博了，考博英语和专业课跟毕业论文似乎都搭不上边，所以我暂时放下了欣提卡的论文，开始恶补哲学史，这一期间看了一些书，除了论文的参考文献之外，高宣扬的《后现代论》、科克尔曼斯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弗朗索瓦·多斯的《从结构到解构》和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对我的论文写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在重构欣提卡的践言性诠释方面，我受到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影响；在论述“我在”的显现方面，脑海中总有现象学方法的影子；在研究笛卡尔的表述方面，我又得到了“认识论断裂”的“反面启示”；最后，阿马蒂亚·森对待亚当·斯密的态度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发我去思考欣提卡与笛卡尔之间的关系。

研二这一年，每次遇到周濂老师，他都会问我：“论文写得怎么样了？”我总是很尴尬地回答：“还没写。”他也总是很惊讶。考博的日子是单调乏味的，那时候反而更希望能够早点考完试做论文。终于，2008年3月23日，考博结束，3月24日，我开始写论文，不过这时候在我眼前呈现的不再是一篇较真儿的哲学论辩，而是一部浓缩的思想史。因为前段时间的恶补，我忽然从其他相关的领域获得了灵感，这些领域不仅包括现象学、分析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等哲学分支，而且还包括语言学、美学和心理学等相关领域，在这堆灵感的激发下，我开始日写两千字，享受着创作的“美好时光”，尽管没有香脆的海苔。

我的本科论文题目是《马斯洛的管理思想体系》，那篇论文有4万字的篇幅，这让我感到硕士毕业论文非突破这个数目不可，我喜欢量化管理，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做分析哲学。4月30日，我交给了导师一份5万字的初稿，收到的反馈是：“总体上很好，比我预想的好很多，看来你是下了工夫的。”看到此语，即使不是范进中举式的欣喜若狂，至少我也是感到由衷的欣慰，这两年逆流而上，还好没有被冲垮，我相信中国人应该学习西方人的乐观主义的悲剧精神，这一想法也贯穿着我的论文，悲剧不重结果，其意义在于过程，因此我对欣提卡保持着最高的敬意。

还记得去年同门聚会的时候，刘倩师姐问韩老师，你不给他们两个布置一下假期的作业吗？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我和同班的王艺蓉。韩老师的回答是：不用了，他们两个都很自觉。当时觉得很温暖，至少韩老师对我们俩的默默努力是有所感知的。从小我就相信我自己是愚蠢的，因而特别欣赏先飞的笨鸟，当我进入人大哲学系的时候，我在10个人中排名倒数第一，不得不比别人加倍努力，当然，我不想跟别人比，我的参考系是私人的，就像处在第9跑道的刘翔，享受着与自己赛跑的比赛。艺蓉也很努力，她的翅膀将延伸至大洋的彼岸，威斯康辛大学，去那里学习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

从4月30日至今，我一直在修改论文，同时看相关的文献，越是往后写越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驾驭这个题目，尽管这个题目在10个外哲研究生的论文中是最小的。任何话题都具有延展性，它会自我膨胀起来，好的论文是以小见大，而对于我而言，这个题目膨胀到一定程度，我的知识就不够了，尤其在语言学和分析哲学的功力方面。另外，我开始写作的时间很晚，写作总是伴随着秒针滴答滴答的催促，让我快点完稿，因此不得不对论文做出限制，将自己的评论部分缩短，割舍掉一些可延展的话题，留待以后继续思索。总而言之，写作让我进入了一个可能世界，在忘我中重新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真理。